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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幼苗”需全社会共同呵护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要求，普及心理健康教育。从今年到2027年，是国家卫生健康委确定的“儿科和精神卫生服务年”，如何加快建设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体系，如何发展精神疾病临床重点专科，如何抓好精神卫生服务？

3月7日，由健康报社主办的“两会精英汇”，以“精神卫生：体系与能力”为主题，邀请卫生健康领域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以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共话“心”声，对上述问题给出自己的答案。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 黄文秀

从三方面入手培育学生积极心理品质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当前，高校大学生人群中焦虑、抑郁、社交障碍等心理问题日渐突出。心理健康教育应从被动干预转向主动预防。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我提出“培育积极心理品质”的建议，希望加强对主观幸福感、乐观、希望、感恩等品质的培养，通过激发人内在的积极力量，解决其所面临的心理困境。

一是建议由教育部牵头，协同国家卫生健康委推动实施高校学生积极心理品质提升行动，出台加快推进高校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培育的指导意见，明确积极心理品质提升的目标任务、政策举措、实施路径和保障机制，健全高校学生心理健康评价指标体系，将心理韧性指数、社会责任践行率等积极心理指标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建立动态心理品质发展档案。二是建议强化协同培育，将高校培育积极心理品质融入课堂，构建完善课堂教学、课外活动、社会实践三位一体的协同培育体系，将积极心理培育体系融入美育、体育、劳动教育。三是建议加强宣传引导，创新宣传形式与内容，帮助学生理性看待问题、变消极为积极，更好地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成才。

全国人大代表、九三学社衢州市委会副主委 陈玮

多元协作筑牢青少年心理健康防线

当前，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形势严峻。孩子出现心理问题，家庭往往因认知不足而选择隐瞒，认为这只是思想问题；学校和老师往往态度谨慎；医院成了“兜底”的一方。孩子的心理问题被拖延，往往会错过最佳干预时机。

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几点建议。国家卫生健康委应联合教育部等多部门，建立联合行动机制，通过各方协作，在全社会营造起重视心理疾病的良好氛围。尤其要强化与民政部门、医院的联动，面向新婚夫妇开展心理健康知识普及和育儿心理健康知识普及工作。同时，加强心理治疗、心理咨询和社会知识系统建设至关重要。希望有关部门能够争取专项资金，保障专业医生的薪酬待遇。应在学校全面开展心理筛查，并进行分层管理。比如，浙江省衢州市实验学校对学生的心理健康采用红黄绿三色管理法。绿色代表正常；黄色表示老师、家长和专业医生需重点关注、及时介入；红色意味着问题严重，需投入更多资源、给予更多帮助。此外，家长们在育儿和关注孩子心理健康方面存在知识储备不足等问题，急需“充电”提升。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聊城市实验中学副校长 窦延丽

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需家校社医协同合作

在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中，对学生的心理筛查必不可少。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我建议对学生进行心理普查，并建立心理档案。

但是，在大规模对学生进行普测后，后续跟进工作困难不容忽视。一方面，学校老师在心理健康方面的专业水平有限；另一方面，家长病耻感严重，中高度预警学生的家长往往不承认孩子患有疾病。此外，老师开展青少年心理咨询和心理辅导时会遭遇身份尴尬的问题。因为不是医疗专业出身，教师群体没有报考心理治疗师的资格。

针对这些问题，我提出几点建议。一是希望国家卫生健康委牵头建立专业委员会，规范心理治疗师等领域的考证市场。二是推动将心理治疗和心理咨询费用纳入医保报销范围。现在，社会机构开展心理咨询服务的收费水平一般较高，普通百姓难以承受。若能将其纳入医保报销范围，就既能减轻百姓负担，又能促使“一老一小”等人群的心理问题诊疗向专业机构集中。公立医院有责任有能力承担这项社会责任。相关部门还需做好对心理治疗、心理咨询和心理康复人员的专业培训和认证，规范行业发展。这将对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起到实质性的推动作用。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教授 李秋

将提升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纳入国家战略

当前，儿童青少年的各类心理问题具体表现形式和原因有以下几类。

身心发育失衡。儿童青少年身体发育度早于心理成熟度，生理与心理发展的不匹配易引发心理偏差。数字代际鸿沟。儿童青少年作为“数字原住民”，面临现实社交能力退化问题。他们和家长、老师代际间的“数字鸿沟”进一步加剧了情感疏离。医疗资源配置失衡。目前，我国少有专门设置精神专科的儿童医院，儿科医生、精神科医生、基层医生资源匮乏。此外，虽然国家要求中小学校普遍配备心理辅导室，但不少学校缺乏专业人员，学生心理问题难被早期发现、早期干预。

对此，应将提升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纳入国家战略，各方合力完善服务体系、优化资源布局，重视对基层医生的心理健康知识和技能培训。强化人才与学科建设，扩大精神、心理专业研究生培养规模。推动建立“精神医学﹢”交叉学科培养体系，强化家、校、医、社协同机制。通过科普宣传强化公众认知，减少、消灭将精神疾病污名化的现象。同时，尤其注重对困境儿童、留守儿童提供关爱。

全国人大代表，电子科技大学中国—古巴神经技术与脑器交互“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主任、教授 尧德中

加速研发脑器交互干预治疗技术

目前，我国精神卫生干预治疗以心理行为治疗和药物治疗为主，物理干预的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

当前，精神卫生领域的物理干预技术，如一些医院已经开始使用的经颅直流电刺激（tDCS）、重复经颅磁刺激（TMS）等技术，存在效果参差不齐、标准不一、个体差异大等问题，需要引入新的观念和技术，尤其需要推动技术突破与跨学科融合。对此，可以从中医思想角度来思考精神健康问题。中医强调天人合一，而脑机接口其实就是大脑与外界环境器械的交互端口，是天人合一的技术体现。因此，可以将基于脑机接口的闭环物理干预技术纳入精神医学体系。此外，中医还提出形神合一的思想，也就是心身医学系统观，要同时考虑脑—器官的交互。现有的药物治疗也可以算是脑—器官交互形式之一，其他的外周干预治疗技术也属于脑—器官交互技术之一。将这两种交互整合起来，或基于中医的大系统观，形成的就是基于脑器交互（脑环境器械交互和脑器官交互）的多途径、多因素干预治疗技术，形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诊疗模式。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天津市委会专职副主委、一级巡视员 赵长龙

补齐精神卫生服务双重短板

当前，精神卫生服务存在“费用”与“能力”上的双重短板。为补齐短板，在维持医院运营与医保基金可持续运行之间找到平衡点，建议利用大数据等技术科学合理测算医保报销比例，避免医保基金穿底，同时，适度提高相关项目医保报销比例，减轻患者就医负担。在医疗技术层面，应紧跟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前沿技术，提高诊疗效率。

精神障碍对儿童青少年成长发育不利。建议加强社区医生对危机青少年、风险家庭的识别，为社区青少年提供更好的精神健康服务。加大儿童精神科医生培养，提高儿童精神科医生待遇以吸引更多优秀的医生、医学生从事这项工作。加强心理健康科普宣传，让社会各界正确认知学生精神健康问题，消除病耻感。针对有心理问题和有问题风险的儿童青少年提供心理健康服务，以及精神障碍早期干预、危机干预等一系列支持服务。

消除患者的病耻感，需要全社会协同消除，缩短患者未治期，推动心理健康服务普及。精神卫生工作需要政策、技术、文化多管齐下，构建有钱看病、有能力看病、有意愿看病的良性生态。

声音

国家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防治中心主任 付强：

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是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健康幸福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从党的十九大将其纳入健康中国战略框架，到党的二十大将其深化为社会治理核心内容，再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其提升为现代治理体系关键环节，这项工作得到持续推进与强化。

着眼当下，心理、精神卫生工作面临着诸多机遇与挑战。对此，国家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防治中心提出“立足医、扩大防、构建网”的工作思路。“立足医”是指坚守心理、精神疾病防治本职；“扩大防”是强调心理、精神卫生与多领域的工作紧密联系，需要多部门协同；“构建网”是突出心理健康促进的社会化，应将相关工作融入社会治理的整个体系和网络。为实现这些目标，中心将从融入基层、融入公卫、融入社会治理三方面发力，让心理、精神卫生服务更普及、更贴近大众。

北京回龙观医院党委书记 杨甫德：

精神卫生防治领域面临“三高一低一重”（患病率高、复发率高、自杀率高、治疗率低、疾病负担重）的挑战。数据显示，过去十年间，我国抑郁症治疗率仅从5%升至10%，凸显了相关服务能力的不足。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定价体系不合理，住院患者医保支付标准低、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收费过低、康复项目医保覆盖不足，导致医院运营困难。应当在国家层面完善定价机制，增设康复项目并提高收费标准，同时将心理治疗师高级职称晋升路径规范化，解决人才流失问题。另外，应当树立“筛查必干预”的理念，避免心理健康筛查形式化、加剧歧视风险。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院长 赵敏：

在心理治疗师培养方面，现有的心理治疗收费标准较低，导致医院“养不起”高端人才。为此，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探索“心理治疗师规范化培养方案”，借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模式，通过社会化路径降低相应的培养成本，计划每年培养20人并择优留用。

在儿童心理健康领域，家校社协同十分重要，不应过度依赖医院。与其他国家的心理服务模式相比，我国医疗卫生体系效率较高，但需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可以借鉴香港专家委员会机制，统筹项目规划与资源分配。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神经精神医院院长 王高华：

精神卫生问题是医疗问题，同时是公共卫生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社会问题，仅凭医疗机构的力量不可能完成所有任务，需要多部门协作协同形成合力，共同攻克难题。近年来，我国精神科的医生数、床位数快速增长。下一步应注重量质并重，一方面要保持量的合理增长，另一方面要保证质的有效提升。在医疗服务价格方面，要理顺价格体系，应当综合考虑医生、心理咨询师、心理治疗师等人员的岗位劳动价值，合理定薪定酬。此外，还要规范诊疗行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只有精神科医师有资质明确诊断，严禁非医疗机构滥用心理量表进行疾病诊断。同时，在部门协作基础上，心理健康教育应关口前移，推动学校心理老师专职化、专业化。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院长 李涛：

我国地域辽阔，区域发展差异明显，心理、精神卫生工作的开展及体制机制建设要因地制宜，打造差异化示范模式，避免“一刀切”。

心理、精神卫生工作的可持续发展依赖政策保障、资源投入与人才培养。国家卫生健康委心理健康与精神卫生处、国家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防治中心的成立可为我国心理精神健康工作提供有力指导。尽管面临一些现实困难，但通过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依托政策文件推动任务落实，强化专业人才供给，引导社会资本参与，鼓励地方政府专项支持，并由专业机构开展工作并寻求多方资源，相信可以形成“政府主导﹢专业引领﹢社会协同”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为全国心理健康体系建设提供多元样本。

南京脑科医院院长 赵太宏：

近年来，南京脑科医院在提升心理健康、精神卫生服务能力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医院借助世界卫生组织等平台，每年举办两期全国儿童青少年精神专科医生骨干培训，累计培养超千名专业人才。此外，在心理障碍早期识别和精准干预研究方面，医院构建学校、社区、专科医院协同干预体系；建立江苏省家校一体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数据队列研究，调查样本量约为6万人次；建立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研究队列，5年随访约17万人次。医院还开展青少年精神疾病临床队列研究，样本量约为1万人。医院基于超大规模心理健康队列研究，形成完善和专业的数据集，在心理障碍识别和干预机制方面取得显著成果。

国家精神卫生项目办常务副主任、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副教授 马宁： 

近年来，我国精神卫生服务工作在多方面取得显著进展。然而，精神卫生服务也面临诸多挑战。服务需求与资源之间存在巨大差距，多学科团队人员不足，社区精神卫生服务仍然薄弱，服务质量和数量在地区、机构间差异明显。精神卫生资源虽数量大幅增长，但床护比、医护比不合理，服务负担重。儿童和老年专业病房及床位占比偏低，难以满足需求。服务保障方面也存在不足。门诊报销起付线、封顶线限制较多，心理治疗费用报销比例低或有些项目未被纳入医保，增加了患者负担，也限制了相关服务的开展。此外，社会上存在精神障碍患者污名化的现象，影响患者寻求和接受治疗。

对此，应加强部门协作，加大投入，持续推进服务体系和服务能力建设，广泛开展科普宣教，推动反污名化行动，让精神卫生服务更好地满足民众需求。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 李幼东：

当前，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疾病在基层的诊断还不够规范。不少孩子辗转多地，却依旧遭遇误诊、漏诊、过度用药等问题，且很多家长也存在知识盲区。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为所有入院患者设置虚拟心理病房，并在这里由精神医生与管床医生为全院有身体疾病的患者提供心身共诊共治。但是，医保收费目录中尚未设置心理首诊诊查收费标准，医院只能使用“首诊精神科检查”项目标准收费，而“精神”二字容易引起患者误解与投诉。

希望未来，国家能考虑增加“首诊心理评估检查”收费项目；重视对新药与新技术的研发与临床应用，为疗效较好的产品科学确定使用权限与应用范围；同时加大心理、精神卫生知识宣传力度，消除患者病耻感。

株洲市三医院中西医结合心理科主任 谭立夫：

当前，心理、精神卫生工作的开展仍面临一些问题。

精神专科医生队伍存在高龄化与断层化特征，新毕业、刚取得执业医师资格证的年轻医生和公立医院退休医生居多，中坚力量匮乏。

医保报销范围有限。目前，湖南省医保只能覆盖精神分裂症、重度抑郁症、阿尔茨海默病等几种精神疾病，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双相障碍等患者的治疗无法享受医保报销；患者康复费用未被纳入医保报销范围；在重性精神疾病门诊中，慢性特殊病患者待遇水平较低。 心理治疗师岗位存在职业认同危机。湖南省尚未将心理咨询费用纳入医保报销范围，精神科医生开展相关服务的积极性有待提升。

弱监护或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患者医保费用超支现象普遍。相关监管机制亟待完善，医疗机构医疗成本控制面临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