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这是一位知名的学者，却又是那么雍容淡定，和蔼平易，可敬可亲；这是一家平常的居室，却又是那么书香浓郁，琴棋书画，笔墨端砚；这是一间普通的办公室，却又是那么古色古香，国画书法，著作证书。这位学者，这家居室、这间办公室的主人，就是已有半个多世纪中国共产党党龄的老党员、浙江省唯一的“国医大师”、 原浙江中医学院院长、浙江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主任中医师、博士生导师何任老先生。九十三年的人生风雨，七十余载的中医历程，何老对中医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独到的领悟，并由此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今且以此文展现一代大医的风雨历程、坚实之路。
家传校训 勤学苦读
何老，字祈令，别署湛园，浙江杭州人，1921年1月出生（农历庚申年十二月）。何老出生于中医世家，家教谨严。在何老总角之年，父亲便让他诵读四书五经及《古文观止》、《史记》等书。父亲为当时杭州名医，每天来求医者络绎不绝，看到何老天资聪颖、沉静好学，便有意让他以后也继承祖业，走行医之路。于是在诵读经书之余，父亲又让何老逐渐接触《汤头歌诀》、《药性赋》、《本草备要》、《医学心悟》等中医入门书籍。没想到的是，几年之间，何老就已然能够熟读背诵。
有了熟读背诵的基础，父亲便经常让他随侍左右，让他了解疾病诊治的整个过程，由此，何老对中医的兴趣越来越浓，也逐渐懂得了父亲诊病处方的门道。1937年，在何老16岁之时，即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上海新中国医学院。先前良好的文化及医学根底，使何老在系统的专业学习中游刃有余。然而何老并未因此放松学习，由于当时在学校任教的老师大多是上海以及全国最有声望的中医大家，如谢利恒、丁仲英、祝味菊、徐小圃、秦伯未、章次公、包识生等，何老只是更为努力，经常提出各种问题向各位老师请教，并先后跟随徐小圃、秦伯未、章次公等临诊抄方。由于基础扎实，学习刻苦，成绩出色，何老深得老师赏识，被同学们一致推举为年级级长。
三年寒窗苦读，何老以优异的成绩从学校毕业。然而何老并未满足，他感到，医道渊深，学海无涯，学校毕业，不应该意味着学习的结束，更应该是自己独立进行艰深研究的开始。于是，在临证之余，何老依然孜孜于中医学术的精研细究。四大经典，金元诸家，明清专著，何老无不披阅摘记。虽年岁增长，但并没有销蚀何老对学术勤奋刻苦的精神。即使到耄耋之年，他依然每天都要抽出时间读书、每月都要撰写论文。令人啧啧赞叹的是，从1977年《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创办至今，从第一期开始，何老每期都有学术论文刊出，30年来从未间断，而其它杂志，亦可常常见到何老的精深医论。无怪乎每次去何老家，书桌上看到的都是正在翻阅的医书、撰写的文章。
深研《金匮》 终成大家
优秀的家学传承，正规的院校教育，赋予了何老坚实的中医基础，而广博的学识，丰富的阅历，让何老对中医经典及各家学术有了精邃的见解。综合各家，最后，何老以中医第一部临床内科杂病学专著、中医四大经典之一的《金匮要略》为研究重点，开始了自己成为《金匮》大家的探索之旅。早在1958年，何老就编撰《金匮要略通俗讲话》一书。此书以白话形式对《金匮》原文进行全面译释，极大地方便了初学《金匮》者，接着，何老又整理出版了《金匮归纳表》，以图表例示的形式全面阐述《金匮》之学术体系与要点，提纲挈领，精要独到。1982年，由何老编撰的《金匮要略新解》正式出版。此书以《金匮》历代注家为依托，结合何老自己三十余年《金匮》研究、临床实践之经验，并纵横联系《内经》、《伤寒》等经典，不但提出了许多崭新的见解，同时也为《金匮》研究提供了崭新的思路。1985年，何老编撰《金匮要略提要便读》、《金匮要略讲义》二书，分别由北京科技出版社、湖南科技出版社正式出版，供西学中及其他人员学习中医使用，为《金匮要略》的教材编撰探索出了一种范式。同年，应日本汉方医学界和东京医药专科学校邀请，何老前往日本讲学，为日本学者作“《金匮要略》之研究”的学术报告。精邃的研究，丰富的成果，生动的报告，由此何老被日本学者誉为“中国研究《金匮要略》的第一人”，深得日本学者的尊敬与推崇。1991年，受卫生部中医药管理局委托主编的《金匮要略校注》、《金匮要略语译》，二书由人民卫生出版社正式出版，其中《金匮要略校注》一书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二等奖（部级），并成为现代《金匮要略》的最权威版本。由此，也就确立了何老研究《金匮要略》第一人的地位。也就在同年，《金匮要略新解》日文版亦由日本东洋学术出版社出版发行，成为日本医生学习中医的教材。1992年，何老主编的《金匮要略百家医案评议》由浙江科技出版社出版，为学习者更好地将《金匮要略》之理法方药运用于临床提供了直接借鉴的途径。而之后收于《何任临床经验辑要》一书中的《金匮燃犀录》，通过摭拾历代名家探究《金匮要略》之卓见，并酌加按语，把《金匮要略》的研究推向了更深的层次。
博采众术 兼收各家
精研《金匮》，以《金匮》为学术之核心，但何老并不排斥其它经典及诸家学术，恰恰相反，何老始终尊奉各大经典、博合诸家学术。《内经》原文，何老是朗朗上口；温病学说，何老则运用自如。如对湿温之证，何老辨治则多运用江南温病学派之法则，轻清渗解。何老认为：“湿温乃湿热之邪所致的热病，故其辨证，亦以卫气营血与三焦为要点。一般同温病辨证，即疾病初起，邪在上焦和卫分，尚属轻浅；随着病症演变，则入中焦与气分，其病情渐见转重；若病邪进而深入下焦或营血分，此时病已深沉。”“初起内外合邪，湿遏卫气时，宜芳香宣透以化表里之湿。表证解除后，则宜宣化气分湿浊，并视症状兼佐清热。”
对于内科杂病，何老则历代各家，兼收博采。如对头痛之治，何老极为推崇《此事难知·诸经头痛》的辨治心得。何老说过：“头痛之治，余认为《此事难知·诸经头痛》之说虽嫌笼统，但颇可作临诊用方用药之参考。”而对喘证的治疗，何老则又综合诸家：实喘，用《伤寒论》之小青龙汤或《金匮要略》之苓桂术甘汤；虚喘，用《局方》之黑锡丹或《卫生宝鉴》之人参蛤蚧散；寒喘，用《医心方》之覆杯汤等。
对于妇科经带胎产诸证，何老则尤其推崇陈素庵、傅青主的辨治经验。何老认为：“而概论妇科各病者，始于宋·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是书承袭前代医家学说，博采诸善，附以家传验方，为后世妇产科奠定了基础……其后颇为闻名之妇科佳著，当推《傅青主妇科》。其立论定方，均不落古人窠臼。用药纯和，无一峻品；辨证详明，易于了解。对后世妇科临床，影响深远。”
精于辨证 长于用药
作为临床大家，何老在临证辨治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和独到的见解，足可我们后学效法。
（一）临证之时 全神贯注
《素问·宝命全形论》有云：“凡刺之真，必先治神。五脏已定，九候已备，
后乃存针。众脉不见，众凶弗闻，外内相得，无以形先，可玩往来，乃施于人。”何老认为此中虽然是说针刺之时，然医生临证，亦全应如此。疾病表现，隐奥细微；医生临证，审谛谭思。倘若医生临证时稍有不慎，疏漏万一，便会错失全局，而病人生命，可能就会毁于尔手。故何老每次临证，不佩手机，也不允许旁人高谈阔论，接听电话；其诊病开方之时，甚至学生也不随便提问。“病人找你看病，就等于把他的生命完全交给了你。作为医生，此时只应全神贯注，竭尽全力救治病人。只有这样，才无愧于医生这一神圣的称号。”这就是何老经常告诫我们的感人之言。
（二）诊病之时 四诊合参
《难经·六十一难》有云：“望而知之谓之神，闻而知之谓之圣，问而知之谓之工，切脉而知之谓之巧。”何老认为，《难经》之文将望、闻、问、切并列论述，亦明示四诊合参之意。在诊病之时，因疾病各异，望、闻、问、切虽时有侧重，但四诊合参，仍为必然。古代医著、现代教材虽屡有舍证从脉、舍脉从证之说，有些医生老师亦常常将此挂在嘴边，以示不凡，甚至单凭脉证治病，但这毕竟极为少数，且亦可说是四诊合参之后的一种选择，并非诊病之初就可持有舍症从脉或舍脉从证之心。而且，在更多时候，当症、脉不相一致之时，其表明的是病证复杂，或虚实夹杂，或寒热交错，或表里同病，此时更应四诊合参，综合考虑。
（三）辨证之时 首重八纲
近人祝味菊《伤寒质难》有云：“所谓‘八纲’者，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是也。古昔医工观察各种疾病之证候，就其性能之不同，归纳于八种纲要，执简驭繁，以应无穷之变。”何老认为，辨证之法，除八纲之外，虽还有气血津液辨证、脏腑辨证、六经辨证、三焦辨证、卫气营血辨证、经络辨证等等方法，但临床运用最多、最有指导意义的应该还是八纲辨证。何老辨证，首重八纲。何老认为，现在教材、临床上似乎有这样的倾向，即辨证越分越细，以为辨证越细就越精确，其实不然。辨证过细，就可能一叶障目，顾此失彼，丢失整体观念这一中医之精髓。
（四）治病之时 兼顾邪正
《素问·评热病论》篇有云：“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素问·刺法论》篇中又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此二文，为历代关于疾病发生之最经典、最精要论述。何老对此深有感悟，并时时运用于临床实践之中。何老认为，祛邪与扶正，两者方法虽然不同，但却是相辅相成，相互为用。扶正，可以补益正气，增强机体抗御和祛除病邪的能力；袪邪，能够消除病邪对人体正气的侵袭与损耗，有利于正气的保存与恢复。特别是对于肿瘤等慢性重危疾病，何老对扶正袪邪兼而顾之更是强调有加。“不断扶正，适时祛邪，随症治之”，何老治疗肿瘤之十二字原则，即是“治病之时，兼顾邪正”的最好体现。
（五）用药之时 力求准确
清人徐灵胎《医学源流论·用药如用兵论》有云：“以草木之偏性，攻脏腑之偏胜，必能知彼知己，多方以制之，而后无丧身殒命之忧。”故正确辨证之后，处方用药，又为临证之关键步骤。何老认为，用药之时，必须力求准确，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又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1、以经方治病，须按原方配伍，力求准确
何老临床常用经方，用药味少而效宏。何老认为，经方用药，须有严格规律。他常常举例说：“用大承气汤就得按‘四黄、八朴、五枳、三芒’的比例。如果少其中的芒硝，那就不能说用大承气汤，而是用小承气汤。看待这个问题日本汉医比我们认真……。”意思是说要么你准确地运用经方，要有针对性的辨病、辨证。要么不要说你用经方，只能说是你个人的经验方。比如泻心汤，某一味药的用量加大，为主药，就分为半复泻心汤、生姜泻心汤、甘草泻心汤等，而各方中亦有一些增损，但各有其适应证，不可混用。比如用复脉汤治“脉结代，心悸动”九味药中，不能少麻仁的滋养，且应于全方之外视病人习惯，适当加酒入水煎，如此收效要好得多。又如用经方黄芪桂枝五物汤治痹证，断不能在方中加甘草，因为本方是桂枝汤去甘草倍生姜、加黄芪而成，是治疗由阳气不足、营卫不和所致的痹证的。证之临床，如本方加甘草，效果常不好。可见用方用药准确，方能切中病机，这是提高疗效的重要因素。
2、用时方或其他医家方，必须掌握其方特点，正确使用
“时方”习惯上指的是经方以外的治温热病各家方，如三仁汤、清营汤之类。何老认为，这种方剂，基本上是结构完善的，一般宜全方使用，不可过多增减。至于内、妇科等其他方，都融贯当时医家之探索经验，方始形成。如妇科中的完带汤，是很典型的例子。此方是明末医家傅青主经验之结晶，用于治疗脾虚带下确有显效。而方中白术一两，山药一两都较其他药为重，用此方则必须用全方，白术、山药亦必须用足，即各30克，效用方明显。又比如用千金苇茎汤，除了照原方比例薏仁半升(现用15～30克)、瓜瓣即冬瓜子半升(15～30克)、桃仁30枚(约9～15克)外，主药苇茎原是用苇的嫩茎二升煎汁放入他药，像这种一下难配到的药，则可以改用鲜芦根30克以上煎汁代替。总之，有些古方经过实践数千百次，其结构配合甚好，还当推崇使用全方。
3、熟习方药，运用时才能得心应手
何老常说：“药物之能治病，总离不开祛除病邪，协调脏腑，纠正偏颇，和调阴阳，恢复元气。故而识习药物，先当明白标志药物性能之性和味，反映药物作用部位之归经，指示药物作用趋向之升、降、浮、沉以及有毒、无毒、用量等。这必须经过一定程度的熟习和一定时间的实践，方能了然。”“对于方剂，从古到今，医书所载，何止千万。即从《内经》的半夏秫米汤、四乌鲗骨一藘茹丸，至《圣济总录》、《圣惠方》、《和剂局方》，至今仍为现代医家常用。医生应熟记各家名方，用时方可探囊取物，信手拈来。我们常用的《局方》二陈汤、逍遥散、参苓白术散，刘河间的天水散，李东垣的补中益气汤、朱砂安神丸，朱丹溪的越鞠丸、保和丸、大补阴丸等都是配伍极好的名方。至于明清各医家的名方，更是不少。如王清任的诸逐瘀汤，其组成药物、用法、功效、主治、适应证和方义都应熟悉了解，运用自能准确。用得恰当，远比临时凑合的方子效果好。”
身为苍生 心系中医
习医乃为行医，行医乃为济世救民。“身为苍生，心系中医”，可谓何老一生行医的真实写照。在何老从上海新中国医学院毕业之时，全国正处于抗日战争最艰苦阶段，疾病流行，民不聊生，天花、鼠疫、疟疾等急性、烈性传染病随处可见。地处缙云乡村，何老不顾个人安危，勇挑重担，凭借自己扎实的基础和随父侍诊的经验，沉着应付，时出奇效，深得病家赞赏。而时至今日，何老依然时刻牢记着《大医精诚》中的原话：“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崄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
对病人如此，对中医事业犹是如此。何老对中医事业的精诚之心，可谓是明鉴日月。当代中医发展史上有两次著名的十老上书、八老上书，何老不但均列其中，而且在第一次还是发起人、领头者，这足以展示何老对中医的赤诚之心和坚定信念。1984年，焦灼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举步维艰，何老高瞻远瞩，毅然联合成都中医学院李克光教授、南京中医学院丁光迪教授、山东中医学院张灿玾教授、湖南省中医研究所欧阳琦研究员、山东中医学院徐国仟教授、湖北中医学院李今庸教授、广州中医学院沈炎南教授、上海中医学院凌耀星教授、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路志正主任医师、辽宁省中医研究院史常永主任医师等十位当时全国最著名的中医专家，时呈国务院总理，力陈制约中医药发展的严重制度缺陷，恳切希望中央能建立独立的中医药管理系统，成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信中写到：“这些年来，党中央、国务院落实了各项政策，对于中医事业的发展也是十分关怀和支持的。但中医政策的贯彻阻力很大，始终没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很好地落实，之所以阻力大，主要是由于中医事业的发展没有组织保证，没有中医药的管理系统，各级卫生行政管理机构极少中医内行担任领导，中医政策的贯彻没有保障。虽然《宪法》有了规定，但没有具体实施法，致使中医事业财力、物力极度困难。中医后继乏人、乏术，中医的医、教、研单位名不副实，大多数单位中，中医在科技人员中所占的比例极少……如此下去，中医事业的前景是不堪设想……为此，我们恳切地希望：1、加强党对中医药事业的领导；2、建立独立的中医药管理系统，成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各省、市、县成立相应的管理机构；3、各级中医药管理机构和事业单位必须由中医药内行担任领导；4、制定中医药实施法；5、给予中医药事业财力、物力的支持，以保证按比例的发展。”正是这一批全国顶尖老中医的力推以及党中央、国务院、各部门的高度重视，一年之后，国务院成立了专门负责管理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从此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有了自己独立的政府行政机构。1990年，在获知有关部门准备精简中医药管理局的关键时刻，公推广州中医学院邓铁涛教授执笔，何老同其他六位全国著名中医专家中医研究院方药中教授、路志正教授、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焦树德教授、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张琪教授、长春中医学院任继学教授、北京西苑医院步玉如主任医师等，一道呈书党中央，恳切呼吁加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职能、尽快建立各省市中医药管理机构。“八老上书”得到了中央和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最后，作为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最高行政机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保留了下来，并且各省市均相应成立了中医药管理局。而此时，何老也终于露出了宽慰的笑容。
“树欲静而风不止”。就在中医药事业迎来最好发展机遇的当今，极少数别有用心之人，借着“科学”的名义，在网上搞起“取消中医”的签名，何老对此义愤填膺。为此，何老专门撰写了《抚今忆昔说中医》一文，严厉驳斥了这种行为的无知、无耻，并指出了对中医界的警示和我们的应对措施。
倾心教育 全力传承
中医是一门伟大的学术，它需要中华民族的世代传承与创新。为了让中医学术发扬光大，让中医圣火越烧越旺，何老倾心教育，全力传承。早在1947年，何老就在杭州创办了中国医学函授社，向全国招收中医函授学员，并亲自编写教材，亲自上课，亲身临床。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先后担任了杭州市中医协会主席、浙江中医进修学校副校长、浙江中医学院副院长、浙江中医学院院长等职，但何老始终未曾离开中医教育岗位。何老一面主持行政工作，引领浙江中医学术发展，一面投身中医教育一线，培养中医进修生、本科生研究生等各类人才。同时，何老还应邀为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生班和长春、黑龙江、上海等中医院校讲学，深受各地学生好评与同行赞誉。1982年，何老出席卫生部第一次“中日《伤寒论》学术讨论会”，代表中国学者作“《伤寒论》的博涉知病、多诊识脉、屡用达药”之学术报告，反响巨大。1985年应日本汉方医界和东京医校邀请，去日本作“《金匮要略》之研究”学术报告。1997年应香港医事技术学会等邀请，去香港访问讲学，载誉而归。特别值得一题的是，1990年，何老被国家人事部、卫生部、中医药管理局确定为首批全国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指导老师，招收两名中医高徒。对于自己的弟子，何老竭其所知，倾囊相授，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学术思想、临床经验尽心传授。如今弟子都已颇具声望，在中医教育、临床、科研上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以同行、病人的评价，即“嫡传弟子，名不虚传”。
德术双馨 声实俱重
勤苦习医、精诚行医，何老由此取得了丰硕的行医之果，而社会也给予何老以崇高的职责和荣誉，直可谓“德术双馨，声实俱重”。自创办了中国医学函授社开始，何老历任杭州市中医协会主委，浙江中医学院副院长、院长，浙江省中医药学会会长、名誉会长、顾问，全国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高等中医院校教材编审会副主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成果评审委员，浙江中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医报》社社长，何氏中医基金会会长，浙江名中医馆馆长等职。又曾任浙江省第四届政协委员，第五、六届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浙江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主任中医师、博士生导师，中华中医药学会终身理事、顾问，中国中医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浙江省名中医研究院名誉院长、专家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浙江省中医院首席学术顾问等。首批全国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指导老师，首届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中国百年百名临床家”之一。1999年，又获中国中医药学会“国医楷模”称誉，事迹载入《剑桥世界名人录》。2009年被国家人事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评为首届“国医大师”。
一代大医，光彩照人。而让人至为敬佩的是，何老不仅是位中医深有造诣的专才，更是一位古今中外兼修的通才。他有深厚的国学功底：书法、国画、诗词，他样样擅长；《春江花月夜》、《红楼梦》，他沉醉其中。他对西方的文艺情有独钟：《简·爱》，《仲夏夜之梦》，他百读不厌；《魂断蓝桥》，《罗密欧与朱丽叶》，他几度肠回。正是这博大的国学西艺，让何老感悟了天地之广袤，汲取了东西之智慧，从而成就了何老独一无二的儒医之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