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作为中国传统医学著作之一，详细论述并系统分析了外病因病机、辨证方法和治疗原则，同时创造性地确立了对伤寒病的六经辨证体系，为后世治疗外感病和内科杂病奠定了理、法、方、药的理论基础。

张仲景在治疗疾病时，不是简单根据患者症状来处方开药，而是结合患者当下症状，原先体质，发病经过以及病情的发展态势，综合分析四诊得到的信息，追根溯源，确定患者病机，再对症下药，治疗疾病。书中关于仲景辨证思路，条分缕析，为后世中医理论发展和临床治疗用药提供了指南。

除去《伤寒杂病论》中六经辨证的框架，余下的便是仲景对方药的应用与辨析。后世也有很多医家、学者对书中的方药进行总结分析。《仲景活法：汤方辨证及临床》一书便将《伤寒杂病论》中汤方辨证的临床思维等详细说明。

中医治病，辨证至关重要，因为这是中医认识判断疾病的思维过程，是通过综合分析四诊得到的信息，辨别病性，病态，病程等等，再确立为某种证，以此确立疾病治则治法。中医发展至今，形成了许多辨证方法，如脏腑辨证、八纲辨证、卫气营血辨证等等，每种辨证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来认识疾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之妙，《仲景活法：汤方辨证及临床》中，则重点讲述了汤方辨证。汤方辨证以方子所治疗的疾病、病机、治法、适用证和禁忌症为核心，对疾病的临床表现进行分析、辨证，关键主要有以下三点：

首先，要抓主证辨病机。通常，主证表现于外，病机蕴含于内。有些患者的症状看似相似，方中用药可能也大致相同；但细究主证却不相同，各方中的君药也各异。《伤寒论》中的三泻心汤证便是如此，三证都有心下痞的共同特点，不同的是，生姜泻心汤中，由于表不了了，加上胃虚兼水热，水饮冲逆而造成心下痞，同时兼有表证；甘草泻心汤中，由于医者误下后伤中，胃中空虚，客气动膈，虚寒冲逆造成心下痞，同时因中虚而兼有下利，里虚更加明显；生姜泻心汤中，由于小柴胡汤证误下后造成虚寒饮逆，水寒冲逆造成心下痞，少阳证本就胃气虚，有呕证，误下之后虚寒更甚，气逆更加明显。三张方子也因主证不同而有差异，生姜泻心汤中，用四两生姜，和胃调中又兼有解表之功；甘草泻心汤中，去生姜，用四两甘草补中；半夏泻心汤中半升半夏和三两干姜，起到温中降逆散寒的功效。由此可知，症状相似时，须得抓住反映病机的主证，准确辨证，才能正确处方用药。

其次，要辨兼证识变化。由于正邪交争有强弱，疾病难免会发展，会出现相应的症状，此时便要灵活改变处方。虽有兼证的出现，但疾病初期的根本病机并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如中风和溢饮在表位相搏，津血在表上涣散而废水在表上凝滞，辨证风水，用越婢汤，若有恶寒者，辨证为少阴中风，加附子，形成越婢加附子汤；若风水不解入里，加上里虚，里位水饮形成，形成淡饮，则加四两白术建中化饮，形成越婢加术汤，治疗里水；水饮向上冲逆，则加半升半夏降逆治疗半夏。由此可见，医者在搜集四诊资料时，要特别关注疾病变化之处，这往往提示了疾病病传的方向和转归，也是用药变化的思路和关键。

同时，还要辨误治识禁忌。不管是《伤寒论》，还是《金匮要略》，条文中经常会出现，“不可下”“不可与之”等提示禁忌的字眼，也常有误下之后的救治，这也进一步说明了要将方子背后的病机与患者的病机相对应，才能正确处方。大青龙汤条文中“若脉微弱，汗出恶风者，不可服。服之则厥逆，筋惕肉瞤，此为逆也。”“伤寒脉浮缓，身不疼但重，乍有轻时，无少阴证者，大青龙汤发之。”说明使用大青龙汤时要与少阴证相鉴别，脉微弱而汗出恶风，提示有中风病机，津液在表上涣散，此时不可用麻黄发汗；有少阴证者，有里寒，亦不可用石膏清里。因此辨证不明，误用大青龙汤会导致表上津液进一步涣散和胃气更虚更寒，会导致“厥逆，筋惕肉瞤”。张仲景在条文中的警示进一步向后世说明了准确辨证的重要性。

汤方辨证不是简单地对症施方、以方套证，也不是将收集到的四诊信息简单堆砌，再用对症药物加减，汤方辨证中同样包括对病机、病位的认识。同时，汤方辨证与六经辨证在仲景思想中也是相辅相成的，先辨明外感病的六经所属，再把症状集合和方药集合后的病机相联系，这样才是仲景所探求的方药和病症的统一，将理法方药融为一体，为后世中医辨证思维的发展奠定基础。

六经辨证在后世广为人知，但汤方辨证却知之甚少，两者都是仲景思想的核心，作者将仲景方按照汤方辨证的思维进行剖析解说，为当代医者学习了解仲景思想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仲景的辨证思想也将进一步引领中医辨证走向更广阔的道路。